新技术突破--电力改革的关键

热电联产【摘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速，导致电力供应再度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全国目前已经有22个省市相继"拉闸限电"，一些地区的企业不得不采取"停四开三"，直接影响到各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电力供应短缺，对于电力改革的实施计划产生了不利影响，供应不足造成"电力市场"无法按期建立。老的垄断管理体系解体了，新的市场体系建立不起来，2004年电力行业将会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电力改革何去何从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忧虑。

曾经被寄以厚望的新一轮"电力改革"，正在因为全国性缺电遭遇空前的尴尬，由于权利的重叠和体制矛盾，新成立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和新改组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于电力改革具体措施上出现了政令不协调，让电力企业感到无所适从。改革的前景陷入迷茫，连最权威的改革者们也无法预测这一改革将会产生如何的结果。在电力改革的乱麻中，老百姓直接的感受除了"拉闸限电"，就是电价上涨，还有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指责，难怪老百姓发牢骚：电力改革越改越乱。

电力改革会不会真的"越改越乱"？

作为电力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的"解体原国家电力"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结果却是一个老老虎顿时裂变为12个新老虎，形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集团，以及5大电网集团公司，还有5大发电集团公司。在实际生产能力没有相应扩大和执行层也没有加强的前提下，领导机构聚增，使得已经极低的电力行业资产利润率进一步下滑。人们看到的是：办公大楼越来越多，老总副总越来越多，工资待遇越来越高，拉闸限电越来越频繁，电力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还不如改革之前。

实际上电力改革早在撤消电力部，成立国家电力公司时就已经开始。然而，改革的进度和成效都令人"沮丧"，国务院不得不推进新一轮的电力改革。电力是一个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需要很强的公共意识，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两者存在非常大的矛盾，让一个企业去承担公共义务是没有道理的，将公共利益简单地交给一个利益集团的"改革"就更是个问题。电力部企业化后，垄断经营等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许多方面的弊病更加变本加厉，公共意识完全被"商品经济"意识淹没了。欺行霸市，腐败奢华，占据了近两万亿的国有资产，最后只给政府100多亿的"利润"，最终犯了众怒，使得一些领导同志不管电力改革应该如何实施，采用什么方式，非要将国电公司先解体不可，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对于电力改革感情因素超越理智。

电力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协调。问题是我们可不可能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我们的意识可不可能去改变已经存在的"现实"。电力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延续了100多年，新中国的电力生产供应体系从1945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至今，也已经建立了近60年。它的管理体系是与其生产方式共同生长起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平衡的。今天，我们打破这一平衡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希望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引进竞争机制，从而打破垄断，增加政府干预权威？还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供电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电力能够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国家电力公司这样规模的垄断企业，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政府都是无法容忍其存在的。但是，我们通过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最关键的因素。

目前正在实施的"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主要为解决发电和输配电之间的问题，可是发电环节的垄断因素有限，垄断在输配电环节更为突出，而这一垄断是现有供电方式和技术决定的，目前的改革措施能否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改变电力垄断的本质？"厂网分开"虽可以使各大发电企业向电网"平等"送电售电，避免歧视，增加一些企业投资建设电厂的积极性；"竞价上网"也可能增加电网的收益。但凡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电厂脱离了电网的控制，使电网营运风险加大。美国加州电网就是在发电公司结盟涨价的逼迫下，濒临破产，最终还是消费者吞下着名为"打破垄断"，实为"利益重组"的所谓"改革"造成的苦涩后果。目前，中国企业的道德意识还未必及美国，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若是将最后的调峰、调频电源都出售了，不要说经济性能不能保证，恐怕起码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改革需要新技术的支撑

综观中国的各项改革，我们不难发现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有技术突破作为依托。1978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一波接着一波地推进，越来越深入，从形式上改革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一些新的科技推动经济基础方面的改变，才能够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推动"意识"的不断转变和更新。

专家们在对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研究中发现，化肥的大量使用是这一改革能够最终被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接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国对外开发的大门。中国重新开始恢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型化工设施的陆续进口，以及大量进口的化肥使粮食产量明显增加。对于农民来说，按照土地分配的化肥和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保证了不论有无充足劳动力的家庭基本都能够在"包产到户"的浪潮中生存和发展。此后，农业与养殖业的技术革命不断出现，特别是种子改良技术的发展，保持了农村改革的持续深入。

随农村改革之后开始的城市其他各项改革中，电视机带来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起到了极为主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电视机进入家庭，中国的干部和老百姓能够直接通过视频信息了解到当今世界进步的状况，知晓"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化成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支持和动力。

在行业改革中，因为技术进步作为后盾来推动改革的成功例子更多。例如交通行业的改革，这是一个各种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通过各个行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来促进整个行业改革的完美过程。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美国解禁了对华飞机出口的限制，波音客机开始进入中国。巡航高度达到8000米以上，巡航速度超过900公里/小时的波音707和737喷气式客机可以在没有气候变化的同温层高效运转，逐步代替了老式的巡航高度只有5000-6000米，飞行速度只有500-600公里/小时的俄制伊尔18和安24涡轮螺旋桨客机。由于飞机性能的提高，使民航航班不再受到气候、航程的限制，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大幅度提高，飞行成本不断下降。在民航进步的压力下，铁路开始先后六次提高运行速度和改善服务。此后，由于高速公路的出现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对铁路和民航短途航班形成了新的竞争压力。就是在这一波又一波新技术浪潮的推动下，交通行业的各个专业部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改革互动。

不仅是交通，电讯改革更是一系列新技术的延伸。首先是手机的出现，使传统固网承受了巨大的挑战，为了生存和发展，固网积极改进服务，并利用光导纤维，以及对通讯网络实现了数字化的技术升级。固网的数字化，推进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推进了手机移动网的数字化升级，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IP长途电话业务，以及正在发展的无线宽带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在技术不断发展升级的过程中，中国电讯行业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次具有革命性的变革。

商业行业的改革也是因为自动收款机、条码光识别技术、现代物流配送技术等，以及自选式销售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推动了商业销售方式的革命，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导致传统柜台式销售的萎缩，最终提高了商品和资金周转的效率，降低了消费者的代价，改善的服务质量。

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技术的发展推进着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最终带来变革。

西方国家的电力改革也是起源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曾经面临过一次空前的能源危机，因为石油输出国家的联合禁运，导致北美和西欧出现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这次能源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痛定思痛，决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扩大能源供应品种，特别是鼓励开发利用天然气资源。但是天然气的利用必须通过效率更高的燃气轮机和燃气内燃机，由于当时的技术局限，燃气轮机和内燃机的功率不能造的很大，再有天然气成本远高于煤炭，在利用时必须尽可能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所以天然气作为燃料更加适合于用户端的能源系统和热电联产技术的发展。但是，发展用户能源系统就意味着将要直接影响电力公司的垄断经济利益，自然受到了电力公司的抵制。为此，美国国会于1978年修改了《公共事业法》，以法律的形式强逼电力公司接受用户能源系统，特别是热电项目的并网。从此，热电联产在美国方兴未艾，甚至各大电力公司也积极参与，现在一技术形式已经正式归类为"分布式能源"，并被认为是美国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此后，各国都效法美国大力发展用户端的热电联产设施，并制定相关法律推动这些系统实现并网运行。因为这一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并能够调动企业和民众的参与热情，成为政府大力支持的技术方式，最终成为改革的技术动力。丹麦是当今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已经发展到全国没有一台工业锅炉不发电，也没有一座火电厂不供热的水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丹麦GDP增加了1倍，能源消耗没有增加，污染排放反而大大减少，原因就在于丹麦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是立足于技术的发展。丹麦政府通过征收能源环境税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对于技术落后、能源效率低、污染大的发电技术征收相当0.1元人民币/kWh的税，同时对技术先进、能源效率高、污染小的发电技术给予免税甚至补贴，在这已条件下再竞价上网，采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推动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电力改革也是建筑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之上，最近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居民可以选择相应的发电企业进行结算，老百姓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用电规律通过网络系统选择不同发电商的电价模式。信息技术正在将发电、输电、供电和用电，以及发电上游的燃料供应系统，用电下游的制冷供热系统进行整合优化，这一技术的发展将会从根本上创造一个全新的能源综合供应体系，专家们将其称为：第二代能源系统。

这种为先进技术开绿灯的改革，不仅对电力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也推进了整个能源行业的变革，甚至推动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允许分布式能源电站并网，不仅增加了边远地区的电力供应，而且使煤矿抽放瓦斯和煤层气利用形成了热潮，最终有效利用了这些宝贵的资源，减少了环境污染，更有意义地是降低了矿井的瓦斯爆炸，遏止了矿工的伤亡事件。同样是这个原因，美国出现了许多热衷与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商业机构。其中有一间公司以利用垃圾填埋沼气发电为主业，每年的利润比2003年中国占有近2万亿资产的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2大集团的总利润还多一倍。正式因为这一技术的发展，使垃圾填埋沼气不在成为温室气体污染环境，周遍居民不必为垃圾的臭气而烦恼，还解决了垃圾填埋场瓦斯爆炸的安全问题，而且使这些土地资源在若干年后可以重新使用。

以技术为引擎的成功改革的范例还很多，这些范例恰恰是我们坚持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最佳左证。但是，在中国不断推进的电力改革中，我们确看不见技术进步的因素。

没有技术支撑的中国电力改革

在中国那些可能推动电力改革的技术没有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而改革本身更重视利益格局的重新安排。尽管热电联产是一项被国家已经以立法形式肯定的技术，但是这些年来热电行业一直处于忐忑的存在边缘，常常被一些主管机构莫名其妙地归入限制淘汰的行列。一些主管部门领导常常因为某个热电厂是未能供热的"假热电"，而表现出对这个行业的排斥和厌恶之态。

远的不说，2002年4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电通知，国家为限制135MW及以下小火电机组的违规建设，就正式发文将热电联产和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项目与"小火电"项目归于同类，不论大小，一律报"国家批准"，否则银行不准贷款，项目不准开工建设，电网不准购电。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4月27日竟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格禁止对13.5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提供信贷资金的通知"[银发（2002）115号]，文中提出："各金融机构不得对13.5万千瓦及以下火电项目发放贷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各个银行进一步发文贯彻，热电、资源综合利用和火电项目无论大小，不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坚决不发放贷款。完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39条，而且这一错误至今没有得到纠正。由于发改委肩负全国的发展和改革重任，工作极为繁忙，估计每一个人都大大地超负荷运转了，目前全国缺电，300MW、600MW的发电机组项目的审批都忙不过来，这些3MW、6MW的小项目更是难以关顾。所以，项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了那里也只能石沉大海了。业主们和地方政府也被折腾的心浮气燥，最后是宁可烧锅炉浪费资源，也不愿找这个麻烦。这一政策的客观结果，就是遏止了热电和分布式能源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因为谁也不可能为一个几十、几百千瓦的项目去花上几十甚至上百万，以及几年的时间来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其实也不能怪发改委，我国热电行业装机容量2002年底6000kW及以上热电机组，已占全国同容量火电机组装机容量的14.58%，今年国家批准了4000多万kW的电源项目，如果有500万kW是热电厂，以每个热电厂2万kW计算，每年就是250个，说什么也忙不过来。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将热电项目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小火电相提并论，据说是怕在当前缺电形式下小火电发展失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实际情况是缺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价格上涨，煤炭大省山西的一些小火电厂都因煤价太高不得不停机停产，各地甚至300-600MW的机组和一些热效率很高的热电厂都有点不堪重负，何况效率低极的凝气小火电，如果不是热电联产这样的项目怎么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引发上述文件是山东等地的一些违规未经过国家审批建设的135MW燃煤热电项目，这些项目确实是为了绕开当时正在执行"三年不批火电"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限制，未雨绸缪，不得不为之，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机组在2003年全国缺电的形式下，在山东电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时国家发计委曾组织专家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调查，结果是这些项目都是供热落实的热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不符合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审批规定。专家在调查后认为在目前的投资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主导，大部分此类项目是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投资，对于风险控制机制完善，国家不必再行干预。但是遗憾地是，专家的意见未能改变发改委的看法。

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强调：电力工业要以"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为发展方向，这正是电力垄断经营方式的唯一优化方向，与世界上强调从用户端效率核定，提高综合资源利用水平的科学发展观念相差甚远。国际上在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鼓励热电联产，以需求、效率、效益和环境代价定容量，追求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文件中仍然停留在按大小论优劣的阶段，认为越大必然越先进的观念，对于新技术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电力工业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现代工业，它生产形式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强调"分工细化"，强调"规模效益"。在单一产品的生产经营方式下，只有依靠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来进行行业优化，认为规模越大，安全系数越大，效率越高，效益越大。为了保持其规模的扩张，只得维系行业垄断经营，而垄断经营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垄断经营是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的，要想打破垄断，不改变生产方式将必然造成混乱。"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是不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即使在电力部门内部也有很多专家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安全问题：2003年北美、澳洲、欧洲等地相继发生多次严重的供电系统崩溃事故，造成大面积停电。尽管电网长期以来不断开发新技术来完善电网，但是电网安全的压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问题越发严重，事故的规模和波及的区域也随着电网的扩大而扩大。全世界的电力安全专家普遍认为，由于目前已经建立起电力生产方式，人们只能依靠一种被动的方式来保证电网安全，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面前安全电网将是越来越脆弱，除非改变生产方式。欧洲已经有国家提出，建设由分布式能源和分散化电网共同保证电网安全的新方式；

第二，效率问题：从理论上说大"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是效率高的，然而这仅仅是在转换和输送环节，如果从整个能源系统分析，结论并非如此。大机组发电虽然效率高，但是由于供热规模和供热半径的局限，很难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也就是说：发电后的余热无法利用，能源利用效率再高也无法与热电联产相比较。因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仅仅是需要电，同时也会需要热和冷。即便采用当今世界上最高效率的发电技术，燃煤发电效率50%（600MW超超临界机组），天然气发电58%（300MW三压再热联合循环机组）。与之相比，采用最普通的热电技术，燃煤热电效率可以达到70%，天然气热电效率80%，而一些分布式能源可以达到90%甚至更高。超高压输电运行效率高是针对低压输电而言，而分布式能源是一种用户端能源系统，根本没有输电环节，超高压输电效率再高也是浪费能源。况且，超高压到用户端的降压等级多，每一次降压必然导致电损增加。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电网企业并没有因为这些年电网压力提高和电网规模扩大而减少亏损。以京津唐电网为例，近年从内蒙的购电份额不断增加，而且电力都是通过500kVA的超高压输电线路送往北京的，电价也只有区区0.28元/kWh，但是北京电力公司仍然不堪重负，最后连老百姓的电也不得不从0.395元/kWh上涨到0.44元/kWh。如果"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真像期望的那么完美，哪为什么要在"三个代表"的学习贯彻高潮中，让老百姓来"买单"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在中国并不是问题，企业可以自发自用，也可以就近将电力卖给其他用户，政策上，技术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电力法》出台后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大问题，其实《电力法》也仅仅是"规定"了一个地区只准设立一个售电营业机构，也没有明确说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得进行电力交易。这个在西方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都已经解决，而且电网建设也早进行了相应的标准更新，以保证分布式能源并网售电的安全保护和核算。而中国在电力行业甚至政府主管机构的观念和技术规范上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越走越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进行改革，必然越改越不知所措。

所以，我们看到的电力改革是从"鼓励用电"到"拉闸限电"；从"优惠电价"到电价上涨。未来将要建立的"电力市场"将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电价低了，我们的电价能下降吗？电价涨了，我们是不是还要多掏钱？如果电网要是让发电公司给涨垮了，我们去找谁？谁来负责任？我们真的不知道？

政府应该重点扶植新兴能源技术促进电力质变

政府在那些能够推动电力体制进步的新技术上认识不清，在体制上又不能容忍这一建筑在传统技术上的垄断企业的存在，强行推动的改革又引起了体制性的混乱。电力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没有电就意味着一切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停摆，老百姓是不可能长期忍受地，处理不当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不能确定方向和结果的前提下，强行闯关不可取，政治风险太大。

在目前电力和其他能源供应短缺的时期，应该积极推动可能对现行电力供应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技术和新机制，重点在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信息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新能源技术、能源综合优化技术和用户侧能源管理技术等的应用，以及推进资源环境税制、用户端能效核定评价机制、能源行业交差竞争机制，开放电力直供机制等的实施。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分布式能源技术，所谓分布式能源技术就是那些不依附与"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的，分散在用户端或靠近用户端的各种高效节能的能源梯级利用和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世界热电联产联盟"已经更名为"世界分布式能源联盟"，这就是说热电联产技术已经纳入分布式能源的大概念之中。分布式能源技术从最底层改变了传统电力生产供应的格局，是一种真正可能改变电力生产供应形式的关键技术。由于它跨越了电力、燃气、供热、制冷、建筑节能、环境污染控制、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多个行业和学科，使之成为一种打破垄断、消除壁垒、改变社会观念和公众意识的关键技术。

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工业时代的生产、销售、管理和政府机制都是"金字塔"结构的，而信息时代是一个"扁平化"多元多惟度网络形式的结构，在能源行业中，只要分布式能源技术最具有这一特征。

需要政府主管机构彻底转变思维定式，彻底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在"三个代表"的基本观念下，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心，勇于牺牲一些既得利益，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放在第一位。认认真真地研究以下"先进生产力"的导向问题，为新技术开开闸门，放放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政府工作还有不少缺点，群众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认真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

电力系统也需要积极转变观念，特别是电力输配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发展和掌控分布式能源技术，首先从电网安全和用户的供电可靠性角度，电网就应该积极发展和参与分布式能源。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报告，美欧的大停电事故有的就是因为系统内无功的崩溃导致的，尽管每个变电站都安装了无功补偿设备，但当电网出现事故震荡后，大量无功补偿设备自动保护停机，导致系统无功失去支撑，造成系统崩溃。如果输配电系统中能够星罗棋布地保持一些运行状态的转动设备在关键时在电网调度的掌控下为系统提供无功支持，将可以大大改变系统的安全状况，而分布式能源无疑是最好地选择。所以北京电力公司提出："在合适的地方，以合适的容量，按照合适的方式"接入电网，分布式能源将对北京的供电安全起到极为关键的专用。

根据电信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信息产业部管理构架之下，在固网也能受益的初期条件下，发展移动通讯技术，在移动通讯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再促进固网的技术发展，最后通过技术进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将行业推入良性竞争发展的势态，最后以信息产业部消失实现政府的行业退出。电力改革应该考虑采用相似的步骤，通过这一次的能源供应短缺和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国家开征污染排放费等契机，积极推动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特别是利用厂网分开的契机，鼓励电网公司和输配电企业与用户合作发展分布式能源，推动其从垄断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过渡。通过发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分布式能源管理和安全营运的机制，再进一步开放燃气、热力和发电等行业的企业进入市场。最终，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利益格局，实现电力新体制的建立，让所有当事人在发展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和赢利模式。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使电力改革达到不仅优化了电力行业，也同时优化了其他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意识，使中国能源的总体技术进步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崛起"的稳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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